人若不幸活在乱世，面临生命无常，生存艰难，生活颠沛，有时甚至生不如死，但在此情形下，人的情感却会在一些事件、遭遇、场景中充分释放出来，感人肺腑，催人落泪。有的会折射出人性的光芒，读这些故事，就像是一把柔韧的利剑，剑锋可以轻易穿透你的胸膛，却难以快速地拔出。
一、治学偏逢国难时，此物最令人思忆。
1939年，战争的硝烟逐渐弥漫到了中国广阔的土地上。
19岁的汪曾祺辞别故乡高邮，从上海经香港、越南来到昆明报考大学。到昆便得了一场恶性疟疾，好在，汪先生那时年轻，肠胃硬核，其后七年的云上日子里，“我是什么奇怪的东西都要买一点尝一尝的。”这段时光除了在西南联大就学外，战乱年代，还有幸享受了滇中的山水、阳光与美食。以至后来，念念不忘写了很多篇回忆文章。
但另一位年近五十的学者，南开大学化学系创建人、理学院奠基者之一邱宗岳先生，肩负着教育救国的使命和担子，于1938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大教授，从天津一路颠沛辗转到了昆明，可能是途中劳累、水土不服等因素，胃上出了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万应百宝丹（云南白药）成为邱教授纾解疼痛的救命良药。
要知道，当时的万应百宝丹价格不菲，想必成了教授日常大项的支出，需要列入生活预算。但物有所值，正所谓：生命诚可贵，钱乃身外物。凡事靠躯体，健康最重要。
邱教授之子邱凤昌是南京理工大学教授。邱凤昌回忆道：1975年，父亲离世前，将财产都捐赠了出去，留给我的只是这一小瓶万应百宝丹。父亲告诉我，他就是靠这百宝丹，才能对付胃出血病。这瓶药留给我，希望我能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后来，这个玻璃瓶装的万应百宝丹经由邱凤昌教授的学生段晓耘转赠给了云南白药，它现在陈列在云南白药博物馆，静静地接受每年数以万计参观者的凝视，拉近了抗战那段时光与参观者当下的时间坐标。
睹物思人，当我们看到这瓶百宝丹时，它的药效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衰减，但它却承载了包括邱宗岳教授在内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传统和情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人文精神价值倍增，这会让人觉得像品尝存放久远的好酒，醇绵厚重，意味悠长。
（云南白药博物馆陈列的万应百宝丹）
二、沙场何惧命搏命，恃丹疗创慰军心。
军队作战有个原则，叫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枪是士兵的第二生命，是用来搏命的，药呢，则是用来保命的。
战乱年代，生命既顽强又脆弱。一粒子弹、一块弹片瞬间就会夺取人的性命。一瓶丹药，却会在危急关头救人一命。因此，患疾负伤的人对救治过自己的有效药物印象会格外深刻，甚至会因此注入一份情感。
长征中，一药一酒为红军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如贵州茅台一样，云南白药与红军也曾有一段佳话。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离开江西苏区根据地，进行后来永载史册的长征。
1935年初，经过西渡湘江一役，红军不得不放弃导致行军不便的坛坛罐罐，继续西行征程。保障奇缺的红军艰难熬过数月，在经过云南曲靖地域时，幸运地截获了一批军阀物资，其中就有百宝丹。
（红军长征过云南）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在威信受了伤，红一军团政委杨尚昆在沾益城外也被敌机炸伤，全靠这批云南白药及时治好了，因此，才能继续爬雪山、过草地，得以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后半段更加跌宕艰险之路。
81年后的2016年3月12日，开国上将杨得志的儿子杨建华和女儿杨秋华将父亲“三件宝”中的最后一件——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时，部队配发的云南白药，捐献给国家博物馆。
（杨建华向国家博物馆捐赠杨得志将军保存的云南白药）
原来，杨将军把战争岁月中随身携带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一枚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颁发的三级红星奖章、一瓶云南白药视为三件宝。
手枪是用来杀敌的，云南白药是用来疗伤的，奖章则是对那段戎马生涯的纪念。
杨建华说：“老父亲打了几十年的仗，虽然一直没用过这瓶药，但是他一直带在身边，这也是一个历史见证。”
“这么多年下来了，这三件东西我父亲始终带在身边，可以说它们见证了从中国工农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过程，见证了无数先烈英勇牺牲的英雄事迹，也记录了无数老一辈革命者历尽千辛的顽强精神。所以老父亲每次给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总有那么两句话：‘革命胜利了，但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的军队壮大了，但牺牲的人远远超过活下来的人。’这两句话他是发自内心的，在他的心里始终认为自己是幸存者，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没有活到今天的先烈们。”杨建华说。
……
经过战场洗礼的人，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生死观。既看淡生与死，又看重情与义。上过战场，叫生死之交。除了对人，还会体现到对一个平时甚至可能微不足道的具体物件上。
2003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访问中国，谈罢国事，离京前提出一个愿望，想中途到昆明稍作停留，再返回河内。
农德孟要到昆明停留干啥？
农德孟主要目的是要访问一家企业——云南白药厂。
访问期间，农德孟才讲出原委：越战期间，越南人民军连级以上干部才能配备云南白药，在保障困难、缺医少药的热带雨林作战，将士们都会把云南白药当成救命药。官兵受伤下火线前，一般都会把枪弹和白药转交给战友。
走进云南白药的厂区，农德孟感慨万千，拿着一瓶白药仔细端详。除了“云南白药”四个字，是否认识其它中文标识似乎已不重要，在枪林弹雨、朝不保夕的修罗道场，想必云南白药这个贴心的伙伴，当年给他增添了不少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胆略和勇气吧。
（农德孟访问云南白药）
三、浪漫乐观寄家常，峥嵘岁月显忠贞。
“白药已搽了么？是否还分一点留用？我拟明晚去看乃如兄并送药给他。”
“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鉴定完毕，上述摘句显然是情书。
猜猜这是谁写给谁的？
有人说，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爱对了人，找到一个不是将就的人，拥有一场叫因为爱情的婚姻。
还有人说，相爱的两个人不是互相对视，而是看向同一个地方。
这两句话用在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邓大姐身上，显然非常熨贴。
上面提到的书信就是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
1942年6月底，国共合作期间，负责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因小肠疝气住进重庆中央医院动手术。邓颖超牵挂万分。伉俪之间通过书信往来寄托牵挂。
这封信中，邓颖超叮嘱周恩来将要出院的一些注意事项和生活细节，特别对云南白药的使用格外进行交待，关爱之情如涓涓细流，脉脉流露。
情在细节中，伟人其实和我们一样一样的，感情也是在点点滴滴的平凡小事中得以升华。
（邓颖超致周恩来的信及信集封面）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
（1971年周恩来和邓颖超）
真味在平淡，真爱在平常。
牵了手就是一辈子，一不小心就白了头。
第一不可忘国忧，第二不可负卿卿。爱情里最重要的，就是相互扶持，彼此不离不弃。在动荡的乱世中，拉紧你的手，担心你一旦走散，就再也找寻不见。
（周恩来、邓颖超与埃德加·斯诺在密云水库合影）
1960年8月30日，周恩来、邓颖超的老朋友，《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作者埃德加·斯诺来华访问，在密云水库相聚合影。斯诺歪着脖子望着周恩来夫妇，一本正经地发问：
“让我看看，你们还像延安时那样相亲相爱吗？”
逗得周恩来和邓颖超开怀大笑。
斗转星移，在这物欲横流的红尘世界，当我们感叹爱情与婚姻充满变幻与无常，心心相映、志同道合的真爱成为稀缺，可遇而不可求时，邓颖超和周恩来的爱情婚姻故事，今天读来，仍能叩动我们灵魂深处那根心弦，并在品读别人的故事中，不知不觉流淌着自己的泪水。
相信，在1970年的一天，周恩来沉吟片刻，在题写关于建设云南白药专厂的批示时，一定会想起那一年，那些事，那一封封小超写给他的信……
（周恩来视察云南）
参考资料：
1.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汪曾祺散文27篇，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
2.云南白药档案室资料；
6.那个年代的爱情，田亮，环球人物，2018年3月
7.邓颖超的红岩情思，人民周刊，2018年第4期
8.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誓言：望能同上断头台，浙江日报，2011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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